何道宽：退休后做学问，太幸福了！

　　4月3日，深圳大学教授、资深翻译家、八旬高龄何道宽荣膺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他是深圳乃至广东省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翻译家。81岁的他坦言，退休以后时间全是自己的了，所以出现学术井喷，他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走进深圳大学校内仅存之教工宿舍“滨海小区”，在小区深处高高矗立的一丛霸王椰下的小花园旁，便是何道宽教授居住的二号楼。他住二楼，下面有一个属于他家的车库，但库内无车，乃“秀才搬家”——尽是书。何老师“车库变书库”之传闻，应由此而来。

　　与何道宽初识，是20年前的2003年春。彼时我与时任市委宣传部外宣处处长的宣柱锡一拍即合，提议举办深圳“百万市民讲外语”活动，以推动深圳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建设。此议得到新任市长李鸿忠的大力支持，遂成立组委会进入筹备。我同时建议为配合该活动编撰一本英语学习通俗读本，获准后组建编委会，我便邀请在翻译界已声名遐迩的何道宽担任编委会主任。他当时刚从深大文学院副院长任上退休，欣然慨允，便有了我们此后长达20年的交集，包括13年的同事。

　　20年后的2023年4月3日，由中国外文局指导、中国翻译协会主办的2023中国翻译协会年会开幕会上传出喜讯，深圳大学教授、资深翻译家、八旬高龄何道宽荣膺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他是深圳乃至广东省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翻译家。

　　因为不懂，啃下麦克卢汉

　　在国内，何道宽的名字与传播学大师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大名紧密勾连，盖因麦克卢汉其人其书特别是最有影响的著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皆由何道宽首次译介至国内。麦克卢汉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的旗手，对大众传媒的发展演进有着令人惊异的深刻观察和独到见解，特别是对媒介技术更迭及媒介形态演变的学术预见，已屡被证实。

　　外人多有不知的是，此书之所以引起何道宽的兴趣，固然有观点新颖、思想前卫等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何道宽一开始并没读懂它。他骨子里那越难越兴奋、爱接受挑战的个性，决定了他的欲罢不能。直至40多年后的2023年3月30日，在他狭小的书斋里，他仍向笔者坦承：“我当时根本没看懂。”

　　那是1980年，四川省改革开放以后首次公派8人赴美访学。各界报名踊跃，何道宽以四川外国语学院考试第一名的成绩成功入列。学习期间，他从老师的口中第一次听到麦克卢汉的名字，继而读到《理解媒介》。该书旁征博引，思维发散，跨越多个学科，且既无注释也无文献索引，对一位初次走出国门的中国学者而言，显得障碍重重。但他把这本书当做登上知识新台阶的探索之梯，坚持苦读，逐渐悟出个中奥妙。由此，麦克卢汉连同《理解媒介》便在何道宽的心里埋下种子，长期浇灌，时时唤醒。

　　多年后的1986年1月，何道宽去北京大学参加中国文化书院主办的第一届研究班，这次主题是“文化与科学”，十多位授课导师个个泰山北斗：梁漱溟、季羡林、冯友兰、张岱年、汤一介、庞朴、成中英、杜维明、乐黛云……其中的乐黛云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何道宽没想到的是，谙熟美洲文化的乐黛云在讲课时居然详细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传播史，这是他回国后第一次从国内学者口中听到“麦克卢汉”。演讲结束后，他立即上台向乐黛云请教，并谈到自己打算翻译《理解媒介》的想法，得到乐黛云的热情鼓励，翻译工作随即展开。

　　1987年春，何道宽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两位校友的支持下，与该社签订了《理解媒介》的出版合同，并于1988年2月完稿。书稿交出版社，编辑看不懂，委托四川大学新闻系老师审读，也说看不懂。当时国内第一本传播学专著《传播学概论》(威尔伯·施拉姆等著)刚引进不久，国内学界对传播学还很陌生，出版社陷入犹豫，延至1992年1月才正式出版，只印行2000册，且将书名变通为《人的延伸——媒介通论》。该书以《理解媒介》的原书名示人是8年后的2000年(商务版)。随着麦克卢汉在中国日趋火爆，2011年出版的该书第三版(译林版)在5年内印行17次。2019年又出版了该书洋洋40余万言的“增订评注本”。

　　2008年，《理解媒介》被评为“改革开放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之一，也是唯一入选的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书。在《理解媒介》第二版之后，何道宽又连续出版了麦克卢汉的《机器新娘》以及《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麦克卢汉精粹》《麦克卢汉书简》《麦克卢汉如是说》等10多本研究麦克卢汉的译著。

　　三本译著的永久丢失

　　和很多翻译大师一样，何道宽的翻译生涯也起步于文学翻译。1983年，他的第一本译著《希腊小奴隶》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在这本少儿文学书后不久，又与人合译了另一本文学书《林肯夫妇》。但经由《理解媒介》，他发现有很多国内急缺的社科经典，特别是新闻传播学方面的经典著作无人翻译，而文学翻译界人才济济并不缺他这一个。再加上对跨文化传播的学术兴趣，何道宽很快就将翻译的重心转向了人文社科的学术翻译。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不安本分”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也对不起南京大学的恩师陈嘉对他的期待。何道宽从小喜欢并擅长英语，1959年以全校英语第一名的成绩被川外录取，毕业后留校任教，1978年考取南京大学外文系研究生，成为当年南大录取的英语语言文学方向三个研究生之一，师从英美文学研究大家陈嘉先生。陈嘉早年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出国留学，先后获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本、硕、博学位。以自身的资质和陈嘉导师的声望，何道宽本可在文学翻译领域大展身手的。孰料川外1979年首批研究生进校后急缺师资，经母校苦催，何道宽忍痛放弃南大的研究生学业，回川外担任研究生导师。随着他后来的转向，他迄今谈起，仍觉愧对陈嘉恩师。

　　标志他转向的早期成果是1986至1987年完成的5本学术书的翻译，分别是《裸猿》(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以及《思维的训练》《无声的语言》《古今蛮族》《人的镜子》。后四本书的合同是1986年北京三联出版社时任总经理“一口气”和他签下的。其中，《思维的训练》于1987年1月如期出版，但后3本书的出版竟遥遥无期。1987年，何道宽申请破格由讲师直升教授，北京三联还为此出具证明，称“《无声的语言》已经发排，《古今蛮族》和《人的镜子》即将陆续刊布”，但却迄今也未出版。何老师及其师从乐黛云的两位弟子多次催问，最后出版社竟连书稿也找不到了。因未留底，另找出版社出版的机会也丧失，成了一桩悬案。

　　而破格晋升一事，虽在校内一片看好，却也未能实现(评了副教授)。据他事后了解，是有关键评委对他放弃文学翻译之“正宗”而选择学术翻译之“杂乱”不予认同。他说犹如“当头一棒”，但并不气馁，从此向着人文社科领域信马由缰，一路狂奔。

　　也幸亏他的“不安本分”，这一路狂奔，令中国的人文社科领域从此涌现出一大批引进的学术经典。截至本文截稿，何道宽已累计翻译出版110本图书，除2本文学书外，全部是学术书，涵盖人文社科除经济、管理、法学、商务之外的几乎所有领域。而且这些图书绝大多数是经典或名著，其中16种获得再版和多次出版。传播学三大学派之一的媒介环境学的主要代表作，皆出自何道宽之手。

　　此外，何道宽还有大量原创学术生产，包括近50篇学术论文、“每书必序”的100多篇译序以及大量的注释。以被何道宽称为翻译“比登天还难”的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的名著《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为例，就作注释上千条，不少注释本身就是一篇文章，注释总篇幅多达五六万字。

　　▲何道宽曾自嘲说，“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吹拉弹唱，一样不会”，而将所有时间和精力用来读书、教书和写书。

　　北大讲堂的救场如救火

　　何道宽英语功底之扎实，也体现在口译能力上。他在这方面的首次惊艳亮相，是1986年11月在北京大学礼堂。当时他参加中国文化书院“文化与未来研究班”(第三期)学习，一连6天，每天听取一位外国著名学者的演讲。何道宽对未来学和跨文化均较为熟悉，第一天听讲，就发现很多翻译错误，觉得这样下去是对来自全国的300多位学者的不尊重和不负责。在向主办方提出意见后，他毛遂自荐愿当翻译，对方欣然同意。

　　第二天的演讲题目是《罗马俱乐部与未来研究》，演讲者是口音很重的罗马俱乐部主席马西妮。何道宽以精准的理解和流畅的口译，成功完成翻译任务，受到演讲者和台下听众的双重赞许。但那天他实在太忙，晚上还应邀翻译临时增加的一场辅导报告，10多小时的高强度翻译工作令他身心俱疲，便婉拒了第三天继续让他做翻译的邀请。第三天的题目是《太平洋文化圈》，何道宽选择坐在最后一排，认真听课。但台上演讲还不到10分钟，台下就开始议论纷纷，似对翻译不满。数分钟后，听众们竟异口同声高喊“换翻译，何老师上!”如此反复多次，译者也很大度，示意讲者暂停，自己走下讲台，亲自请他出山。何道宽推却不过，只好上台，再次圆满完成任务。

　　随后3天的演讲题目分别是《未来的文化与文化的未来》《电子高技术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经主办方和学员们强烈要求，全部由何道宽担任翻译。最后，除了第一场演讲被放弃外，这后五场由何道宽翻译的演讲，被制成15盒录音带，用作中国文化书院的函授教材在全国发行。

　　那几天下来，何道宽很累，也很满足。他向我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那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凌晨三点，荔园第一灯

　　多年来，何道宽坚持以每天3000字，每年数本书、百万言的速度实现学术产出，累计发表逾2500万字，乃至到81岁高龄，仍在井喷。人们都好奇这是怎样一位超人?其实他的全部奥妙，都在于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劳作和迥异常人的时间管理。

　　何道宽1993年转入深圳大学并入职深大文学院。对他来说，调入深大的****变化，是在早已习惯的笔耕口授快节奏中，又增加了行政管理的额外事务。他先后担任外语系主任和文学院分管教学的副院长。退休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用他自己的话说还“狡兔五窟”：几乎同时在外国语学院、传播学院、文化产业研究院、印度研究中心、《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有工作。这对惜时如金的他带来巨大挑战，觉得过去那种早晚“两头熬”的做法行不通了。

　　于是他决定调整作息，根据自己的睡眠特点和时间效率，从进入深大后不久，就开启了朝三晚九的作息安排：每晚9点上床，凌晨3点起床。起床后不洗脸不刷牙，先伏案工作两小时。他对我说，凌晨这“众人皆睡我独醒”的状态特别好，这时的脑子无比清醒，四周绝对安静，是效率最高的写作时段。然后他才洗漱、吃早餐。早餐后，全天唯一的运动时间来了：骑单车。他坚持每天骑一个半小时的单车，最远曾从深大骑到宝安区的西乡和南山区最北端的西丽。这一个多小时的运动，对长期伏案的他意义重大，直到2017年他75岁时，才因髋关节疼痛，经医生、老伴、退休办领导等力劝，停止骑车。此后，他说他每天只干三件事：吃饭、睡觉、写作。人们也因此可以理解，为何110本译著中，有一半是在他退休后完成的。

　　在何府书斋，我注意到整个房间能亮的物件只有两个，一是正对窗户的写字台上的电脑，二是夹在写字台左侧的圆型小台灯。屋顶那盏吸顶灯失修已久，他说几乎从来不用，所以也不觉有缺。可以想象，在凌晨三点钟的时候，因有大片老荔枝林而被称作“荔园”的整个深大校园，就是这盏台灯最先亮起，所以人称“荔园第一灯”。

　　▲何道宽从进入深大后不久，就开启了朝三晚九的作息安排。

　　娱乐，止于11岁

　　2004年，何道宽翻译的媒介环境学代表人物保罗·莱文森的《手机：挡不住的呼唤》出版。绝大多数读者恐怕并不知道，译者自己并不用手机。

　　不用手机的原因只有一个：省时。他说，用了手机，就忍不住会打电话，别人也很容易找到你，时间就在不经意间流失了。特别是智能手机可以上网后，手机就更是时间杀手。所以他也拒绝一切社交媒体。这对翻译了包括莱文森的《新新媒介》在内的数十本关乎数字媒介的著作的人来说，尤其不可思议：你怎样体验和感知数字媒介的使用场景和功能效用呢?

　　3月30日的采访中，他承认自己也用过手机。那是5年前他回四川洪雅县老家省亲时，为方便与当地亲人联系，家人为他买了部手机。但他只用了5天就嫌“麻烦”而弃用。问及疫情期间没手机怎么过，他说老伴有手机，外出只要跟着老伴走就行，这个码那个码，都可应付。他也坦承，如果没有老伴这部手机，他们可能活不成，因为没有手机疫情期间就无法叫外卖或收快递。

　　但在PC端，何道宽一直是重度活跃用户。他上网检索信息，核查资料，特别是高频率使用电子邮箱——这是他与外界联系的最常用方式。我和他之间有时只因一句话，也会发邮件，因为这是“何氏联系基本法”。他也是最好的邮箱用户，除了睡觉，永远在线，会随时回复你，从不耽搁。

　　他通过邮件与外国作者的联系更为高效。他最近出版的5本译著，几乎都是在与作者的密切沟通中完成的。最突出的是萨拉科和德克霍夫的新作《个人数字孪生体》。何道宽决定翻译并获得作者授权及出版社确定选题时，此书尚未完成。他与对方来来往往，“追着作者跑”，并就作者原先的架构、篇幅乃至书名都提出了修改意见。如此“异乎寻常”的“密切合作”，全赖电子邮件。最后这本书的中文版居然先于原著英文版出版，创出学术翻译的一个奇迹。

　　或问，何道宽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写作，难道就没有休闲娱乐吗?答案还真是没有。何道宽自嘲说，他“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吹拉弹唱，一样不会”，而将所有时间和精力用来读书、教书和写书。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不过如此吧?他说1981年曾买过一个佳能相机，但从未用过，直至废弃。

　　他有一句话令我深感触动：“我从11岁开始，就没有娱乐了。”他说，上小学时，他曾担任过学校的合唱团团长兼指挥。但因家境贫穷，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劳动是主业，读书是副业”，不仅每晚帮家里纺纱织布，还在星期天当“背夫”：来回30里山路，耗时12小时，运送芒硝到江边交给收购芒硝的乐山化工厂。第一次背17斤，挣8分钱，他戏称这是他的“人生第一桶金”。这样劳作直至高中毕业。

　　大学期间，他除了疯狂读书，还要勤工俭学，补贴伙食费，仍然没有娱乐。成为教师后，他在读书、教书之余，进入愈演愈烈的学术生产，更无娱乐空间。甚至在赴美访学期间，也是整天泡在图书馆。离开美国前，每位中国学者都获得一个“封号”，何道宽的“封号”独一无二：Mr.Bookaholic(读书狂先生)

　　他早已习惯于无娱乐生活。但他告诉我，他有时还会看央视，主要是考古等与他人类学兴趣较一致的节目。说白了，还是在学习。

　　1995年在“三讲”教育期间，何道宽说过一句“名言”：“知识分子最痛苦的心灵煎熬是，自己的时间不是自己的时间。”退休以后，他的时间全是自己的了，所以出现学术井喷，他因此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14年前，学者陈定家曾以《从季羡林的“想自杀”到何道宽的“幸福死了”》为题发表博文，说的也是学者的读书与时间安排。